走神儿 - 杨典

在往事和我之间,有一条橡皮筋。我越是激进地朝前跑,就越会被它狠狠地拉回过去。橡皮筋的一端系在我的心上,另一端则系在一根时间的柱子上。我有时不仅会被弹回到过去,甚至还会被那根橡皮筋绑到那柱子上。我看见过去的山水、街道和阳光,闻到过去的气味,听到过去的声音。回忆就像走神儿一样可以让人灵魂出窍。在那一瞬间,你会重返过去的人与事,否定现在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不仅对自己,甚至还对别人。这根橡皮筋的力量很大,因为它有时还会是皮鞭、绳索和绷带,专门用来抽打我们的记忆,囚禁我们的情感,或治疗我们那些崩5拇瓷恕


1987年,我在北京西城音乐学院里住,同时还在这醇亲王府围墙边上一条叫宗冒二条的胡同里,租了个小屋子。小屋有两间平房,可以让我潜心绘画。宗冒二条是个大杂院云集的胡同,所有过去的四合院里都杂居着各类草民。我住的院子主人就是个典型的市侩,姓李。李还有几个房客,其中一个是他的亲戚,两口子,另外还有一个行动不便的老父亲。他们一家就靠出租院子里的房间生活。我的房间墙皮脱落,潮湿发霉,但当时能够离开我父亲监控的视线,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自由。


没想到我一搬进去,却意外发现对面南屋里住着一个年轻的怪人。


有一天我正在画画,门突然开了,进来一个满头是黑色自然卷发,戴着一个黑框眼镜,穿着花毛衣的青年。进来的人劈头就说:你好,我叫邵威,就住在你隔壁。我是北大哲学系的,二十二岁,现在在学作曲。请相信我,五年之内,我将写出第一部交响乐,震惊世界!


他的自我介绍使我觉得一头雾水。


按理说,在激情免费的八十年代,类似的以狂傲自居的人并不罕见。艺术家堆里的疯子成打地倾销,到处都是。不过邵威的偶然出现和肆无忌惮的模样,还是真让十五岁的我大吃了一惊。


邵威是一个从山东来的农民,大我七岁。据他说,大约1985年,他是一个人骑着一辆破二八自行车,穿着一件满是虱子的破棉袄,一路餐风饮露,节衣缩食来的北京。当初,家里人问他为什么要去北京,他说因为他“崇拜文化”。这个回答对农民的父母来说,无疑很难理解。邵威身上有一种极度夸张的激情,急躁和跳脱。他极爱说话。关键是,他一旦开始表达自己的想法,就可以滔滔不绝地说下去,一直说到泪流满脸。少年时代,他母亲一直以为他患了妄想症,语言谵妄症或者早期精神分裂症,强迫他去医院检查。但是医生却说:他很正常。就是性格上很容易激动,吃点中药吧。


邵威绝不吃药。他算是爱读书的。他大概很早就意识到了他的家庭不可能理解他,于是就离家出走,到了北京。


当年他非常穷,到处蹭饭吃。他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旁听了一年,搞到了一个校徽后,于是从此就自称:我是北大的。在北大时,他认识了学者刘小枫,刘让他读了圣·奥古斯丁《忏悔录》。这本书让他深受影响,在某些时候总是刻意说自己信仰基督教。后来在刘小枫那里,他还第一次听到了从国外带回来的贝多芬与理查·瓦格纳音乐的磁带全集。他又感到自己应该学音乐,应该搞作曲与指挥。于是他就冒然来到了西城的中央音乐学院。


那时,全国各大学内都有一些类似非正式学生的人来“混学”。音乐学院也不例外。邵威倒也是我见过的最机灵、嬗变、也最喜欢渲染自己疯癫性的一个人。他的那种莫名的疯,让其他我后来认识的诗人式的疯,都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在宗冒二条胡同的大杂院里,每天早上一起来,他第一件事就是把那架破录音机打开,用最大的音量播放理查·瓦格纳的《纽伦堡名歌手》,瓦格纳以他德国神话般暴烈的大气和声把我和房东全家惊醒。只见邵威独自一人,站在院子中央,拿着指挥棒疯狂地挥舞着。院子里的铁丝上挂着他刚洗完的破袜子。他一边毫无节制和秩序地挥舞着指挥棒,一边对我高声说:你听,你听见没有,听见没有,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那种对生活的激情,那种对生命的渴望……


他话没说完,突然就满眼是热泪和血丝,说不下去了。


神经质的人我见过很多,但如此高度神经质的人,我有生以来倒是第一次见识,而且再没见过第二个。


在音乐学院内,邵威的出现也是一个让人觉得莫名其妙的事情。不知道他的老师是谁,也不知道他是哪个系的。有一天在食堂,他竟然直接走到当时已经颇有名气的的青年指挥家邵恩身边说:你就是邵恩吗?我也姓邵。不过你没什么了不起的。五年之内,我一定会超过你。


邵恩正在埋头吃饭,不知他是谁,也不知他什么意思,有点惊讶地看着这个怪人,附和着回答:哦,我知道……知道,你会的。然后继续低头吃饭。


邵威的身体非常健康,可以说精力过盛。他不仅学音乐,学哲学,还不断地练拳击和做生意。走在大街上,他会突然对一个卖菜的农民说:你知道李斯特是谁吗?你知道吗你?然后放声大笑,农民自然是不知所云。而且他有点暴力倾向,有一次,一个街上卖冰棍的人和他顶嘴,于是他迎面一拳,那人立刻满脸是血。有时他实在太穷了,于是就跑到自由市场上去,把一家农民的鸡卖到一个附近的小饭馆,一天倒买倒卖好几次,也能赚二十来块钱。如此等等。


那几年,我们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时候,是我们最穷的时候。有时袜子丢了,我们只好各穿一只。李房东每个月逼着交房租,我们只好拖延。李房东是个典型的北京老痞子,喜欢说大话和脏话,而且是京油子那样的。李房东长得是个孕妇身材,却脸生横肉,总喜欢站在院子里说:瞧,就凭哥们儿这浑身的刀疤,我怕谁?但是他却从来不敢惹邵威。因为邵威每天戴着个拳击手套在院子里打树,并且经常用狂傲话欺负李房东:刀疤多算啥本事,那只能说明你挨打多。会打架的人身上都没疤。邵威冷笑着说。


认识邵威的人,其大约情节与他认识别的所有人都一样,即他逢人就喜欢自信地说:我五年之内将写出第一交响乐,震惊世界。后来,这个时间段在不断延长,随着他不知道跟谁学习作曲、配器与和声的深入,这个时间段被他自己渐渐地变成了八年、十年、十五年不等……一直到今天。也许,他开始感到一切不是象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不过,人的智商总是很容易走神儿,这边不行,那边却没准行。东方不亮西方亮。譬如,邵威天生就很明白经济的重要性。他到北京后,就一直想开个小饭馆,用他的话说:一定要尽快解决钱的问题,然后尽快潜心创作、尽快展开国际性的活动、尽快去柏林找到卡拉扬、尽快去西方、尽快让你的灵魂得到拯救、尽快震惊世界,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庸俗的生活里……总之不要让钱的问题纠缠你一辈子。说的时候,邵威紧握双拳,疯狂地摇着卷曲的头发,脸上有时还挂着泪水,好象一头正在哭泣的狮子。


但是怎么解决呢?他那伟大的想象力也只到“开个小饭馆”为止。


艺术界有时候是个非常势利的地方,音乐学院更是个势利的圈子。有两刷子的师生大多瞧不起贫困的艺术爱好者。


贫穷和歧视,让邵威始终对挣钱念念不忘。有一年他一个人居然南下广州做生意,结果被人骗光了钱。一个大街上卖电视机配件的人下了个套,让他以为那配件是稀有产品,并让他在下一个路口就遇到了买家。他分文不剩地买下了所有配件,结果回头找人时,两边的人都踪影全无。没有办法,他以我朋友的名义去看望当时还健在的我祖母。我祖母请他喝茶后,托他给我带两斤腊肠到北京。结果,他在火车上就实在饿得不行了。他一口气把两斤腊肠全都吃掉,只带来了我祖母对我的问候。以及一句他的经验之谈:在广州大街上,你千万不要相信任何人的任何一句话。


但是,邵威似乎是百折不挠的。不久他又借了一笔钱,在附近开起了一家小饭馆。还为自己买了一架旧钢琴。他每天都拼命练琴,但骨头太硬,节奏太乱,让人实在不忍心听。


八十年代,西学第二次东渐。丑陋的中国人、河殇、佛洛伊德、现代诗、电影周、画展和各种著名音乐家的来访等等,让后邓时代中国艺术家们饥渴的灵魂十分沸腾。邵威最致命,也是最爱做秀的,就是他能说一口颇流利的英语。过去,他就靠背诵英语教材上的课文而蒙住了不少人。反正大家也听不懂。后来他继续狂学英语,并对西方的一切都崇拜到牙齿。但是我时常对他讲起老舍笔下的崇洋人物丁约翰。《四世同堂》里的丁约翰厌恶日本鬼子,却无限崇拜英国人,认为英国人最高贵。他拿着英国大使送他的黄油走在胡同口,会充满骄傲地对路边要饭的叫花子喊:你见过吗,这是黄油!邵威听到这些故事时总是狂笑不止。而我对他说:你整天侃英语,我看我以后就叫你“邵约翰”算了。没想到这话多年后被我不幸言中。八十年代末春日的一天,邵威居然在复兴门大街上用英语演讲,也不管老百姓能否听懂。其实我估计他讲的都是音乐上的术语或者胡乱拼贴的单词。结果他就真的栽了。有一天他回到胡同里,刚要进门,周围忽然出来几个警察,将他围住,带走。


邵威在监狱里给大家写信,一封信中竟然裹着一个用红棉线缠出来的十字架。他在信中说:在监狱中,他很坚强,半夜打着手电筒写信,还在一卷很长的手纸上写了一首长得读不下去的古体长诗。有时并把诗写在监狱的墙上。他幻觉自己象是古代烈士。没事的时候,他还教狱友们音乐,跟他们讲瓦格纳和圣·奥古斯丁,过着一种黑色而荒诞的日子。


后来,我托一个先他出狱的音乐学院教师鲍间去探监时,给邵威带去两条烟和一包酱肉。鲍说带到了。后来邵威说并没收到。大概全是让鲍自己吃了。那年头就是这样,人人都是从饿鬼道出来的,贪婪无比。


两年后,有一天半夜两点多,我的门突然被撞开了,就好像当初认识他时被他毫无礼貌地撞开一样。邵威出现在眼前。刑满出狱,他一点也没瘦。我们紧紧拥抱。我问他是否受苦受罪,看来我是多虑了。他说:没有,其实大家都是人。里面也挺好。我不知道两年劳动、放风、囚禁、擦地板和写检查的监狱生活究竟能改变一个人多少。我甚至看不到什么他的变化。他依然张嘴就是西方、音乐和理想,满口的艺术。


尽管九十年代之后,大部分人都被经济浪潮洗白了,我们的身边全都是“艺术的尸体”。但是邵威似乎依旧活在过去。


那些年,我们还经常在三味书屋附近的饭馆门口喝酒。邵威依然会主动去结交那些比较成功的音乐家,进门就满是激情地表达自己。


1992年,邵威在公共汽车上认识了他现在的英国夫人西勒。两个人倒是很投缘,开始了热恋。西勒人很不错,在伦敦的家境也很富有,她很爱邵威。不久,他就去了伦敦。几年不见踪影。当再次见到他时,他手里拿着个大瓷器坛子。他说他现在在和老外在做文物和瓷器生意。大清花、釉里红、宣德炉、雪拉同……他在景德镇开了个民间土窑,专门烧制假古董和仿古瓷器,然后带到欧洲去卖给那些做中国工艺品生意的外国人。他说:这帮老外都不懂装懂。我都跟他们说了,这是新瓷器,是仿古赝品。但他们却说是我不懂,说这就是真的。你瞧,活该他们出血。巴黎我去了,也就那么回事儿。国外玩艺术的多了,都吃不上饭。你瞧瞧我在伦敦的家。邵威说着,得意地拿出一堆别墅式的照片给我看。也不知道哪个房子算是他家。反正他移居伦敦后,和西勒生了两个混血儿。他尽管永远号称:我要上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而且永远宣称要“写出第一交响乐”,不过,从我认识他到现在,多少年过去了,他似乎还没有学完作曲技法,也并没有写下一个音符。生意倒是做得还真不错。事实证明他是一个绝好的农民商人。在我看来,音乐,只不过是他漫长人生中的一次巨大的走神儿罢了。


又过了几年,邵威干脆加入了英国籍,并用买卖假古董赚来的钱在伦敦又开了一家饭馆,据说饭馆名叫“XX公社”。


其实我后来一想,邵威早年总是吃不饱,他心理上缺的可能并不是音乐,而是粮食。所以他才总是在惦记着写“第一交响乐”的同时,又总是惦记着开个饭馆。骨子里他就是个小业主,搞音乐纯属误会。


但是邵威似乎从不觉得自己是艺术的外行。在中国或世界各地,他都仍然喜欢和海外的音乐家、诗人或画家们来往,请他们吃饭,并且很自信地认为这些人都不如他自己懂得艺术和灵魂的伟大与重要性。所有人也会和当年的我们一样,着实被他的热泪、英语和激情忽悠一把。通过各种方式,他还会告诉别人:山东农民的孩子现在终于成了一个黄皮肤的西方人。我们好几年才打一个电话,而且越来越疏远。在利益至上的时代,“友谊的崩溃”犹如幽灵一般无孔不入,每个中国人都要面对它。不过只要一有机会,我总是劝邵威不要再提他的音乐,好好做自己的生意算了。要不为我的古琴馆投点资也行。但他不以为然。有一次他回国,拿出一个很玲珑的折叠手机,对着我炫耀说:看见没有,这手机,这就是人家的科学!知道吗?九十年代时,手机在中国还是个稀罕物,而“邵约翰”拿着手机,其表情就和当年丁约翰拿着黄油的样子几乎完全一样。有必要时,他甚至还会对我强调一句:我现在毕竟是一个英国人了。因为每当我走进北京的胡同,闻着恶臭的厕所味,就再也不想回来。


什么,英国人?我操。哥们儿,你丫烧成灰我都认识。


只是我听到他这些话时,倒真的有点走神儿了。


因为我不仅会突然想起丁约翰,还会想起火车上消失的腊肠、交响乐和监狱,还有八十年代那个大清早起来,就站在胡同大杂院里胡乱挥舞着指挥棒的山东疯子,和挂在他身后铁丝上的破袜子。


我听不清他现在电话里的声音。



2005—2009年 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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