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被道德谴责,不被法律谴责

很多时候,一个人做了一件事,谁看着都不爽,但是也只是舆论压力,不犯法,而当这个人很牛逼的时候,别人就只能迁就他,一边表面上符合一边心里面骂(比如溢价收购中国水务这个事儿),如果他不怎么牛逼他就要被舆论压垮(比如范跑跑这个事儿)

最近看了一集锵锵三人行,2008-09-10,郎教授又来了,用窦文涛的话来说他就是这个栏目的常任嘉宾了。内容围绕高盛投行养猪(投资养猪产业链)说起,重点落在定价权这个问题上。在中国目前养猪产业链缺少整合,散户为主的情况下,假设高盛在产业链中占有了5%这样看似很小的比重,作为比起其他散户要大得多的大户,高盛就取得了定价权,它可以低价挤死小户,然后形成类似垄断高价的情况,他有定价权,他要面对道德谴责,还有一个还在成型中的中国反垄断法,微软90%+的市场占有率反垄断都需要打n年官司,投行在养猪业又是怎么样的呢?于是只能谴责,无法定罪?(我们站在忧虑的一方来看会是这样,于是拥有定价权的资方会怎么做我们无从猜想,但是可以肯定,他们最求利益最大化,这就涉及到了高额利润和成本透明度的问题,你越不清楚知道它的成本,对于他的道德压力就越低)

奶粉出问题了,因为要放一些比奶粉便宜的东西来降低成本。不去讨论风口浪尖上的道德问题,我们在定价能力上似乎也出现问题。为了低价(甚至根本不便宜),而低质,然后形成恶性循环。被古老中国鄙视了千年的商人开始系统性的报复社会了,而社会的自我保护意识增强的同时,就显示出政府职能部门对于人民的漠然。用完善的法律来保护群众,因为道德的执行力永远不能达到法律的高度。

似乎我们经常性的陷入恶性循环,在环境资源的定价方面,我们的水价偏低,还有政府补助,造成的就是浪费,然后没钱,服务又上不去,服务上不去就不能提价,然后就是所谓的恶性循环。自然资源的定价是需要政府仔细考虑的问题,应当赋予他们真实的社会成本,恢复他们在经济中的地位,比如树木砍伐的成本就不仅仅是电锯耗电量和人力,还包含了水土,空气等方面的影响,不进行计算就是在腐蚀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国际化不等于不保护自己,就好象诚实不等于所有事情都汇报一样。将“政府补贴”的道德放在一边,用法律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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